你认为自己是别人的榜样吗? 神经系统科学已经证明了我们都倾向于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优秀些。对于这种认知偏差的有力佐证是邓宁-克鲁格效应。而这种效应使得我们高估自身能力,无法客观评价他人的能力。社交媒体上一段两分钟的视频可能会给观众造成这样的假象:他们已经充分掌握了某个话题,仅仅只是因为他们对这个话题耳熟能详。假象背后,我们可以看出自我意识差和认知能力低共同导致了对能力的高估。
作为教育者,我们需要深入研究这种心理行为模式并评估榜样力量暗含的风险和机会,为后来的学习者开辟道路。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先把个人意见放在一边。我们难道不都希望被高看一眼吗?教育一词来源于拉丁语“ex-ducere”,意思是引导外界。高等教育总是离不开激励和赋权的,每所院校对“ex-ducere”的本义及其延展性都有自己的看法。
但有一个尴尬的问题摆在面前:高等教育真的鼓舞人心吗? 我们能给数字原住民、Z世代(1995年至2009年之间出生)和阿尔法一代(2010年到2025年之间出生)带来多大的影响呢?我们试图去树立榜样的做法是否有机会规避网络青少年激进分子、数字成瘾和元宇宙虚拟伊甸园可能带来的伤害呢?
作为一个团体的楷模
瑞士恺撒里兹大学校长Tanja Florenthal将榜样定义为“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这个定义在日常生活是非常有实用的指导。榜样首先体现为一种个人责任,一种对自我的承诺,以某种特定方式表现出来使一个人值得仿效。亚里士多德最常引用的一句话是:“我们反复做的事造就了我们。因此,优秀不是一种行为,而是一种习惯。”具有感召力的领袖被视为榜样,他们的名字被永远镌刻在学校的历史中。站在酒店行业的金字塔店端傲视群雄的酒店大亨César Ritz先生便是瑞士恺撒里兹大学学生的榜样。
树立榜样的最佳方法是不断传播榜样的范例。无论是面向个人还是组织,目标都是引导和激励其他人也做同样的事情。当群体采取类似的有益行为时,集体典型的力量就会显现出来。例如,教研组是提高组织间集体智慧和实践能力的好方法。
质量把控的过程是不断追求典型的过程,其核心目标是获取最高利益,保证尽可能提供最好的服务。总而言之,典型是由质量管理催生而来的,而质量管理需要商业道德的支持。
商业道德与品质管理之间的联系是什么?
商业道德是哲学与道德的产物,质量管理是管理中实证研究的产物。这两个主题就像同一事物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两个方面。质量让商业道德透明化。质量管理体系的实施往往包含着系统控制、责任审查、关键绩效指标、执行局文件和培训。这些过程与社会发展动力方面密切相关。质量管理的成功取决于团队的行为、承诺和责任担当。当人们有意识地决定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时,换句话说当人们的行为合乎道德,每个人都会是赢家。社会发展动力的各个层面是质量过程管理成功的关键因素。
现实表明全面质量管理系统之间存在差距。没有系统可以控制整个质量管理流程的每一个方面。于是伦理学开始发挥作用并支持定性研究。道德的核心是责任,即对功劳有担当,对过错不推诿。这意味着人能够给出超越标准流程或固有游戏规则的答案。我们最常听见的既糟糕而又毫无成效的话“我不知道,我们就是这么做的。”随后,质量下降了。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受到项目的支持,有教学大纲的指导和管理人员的评估,但在这些质量把控过程中,关键是我们自身要承担的个人责任,陪伴和鼓励一个又一个的学生。职业道德要求我们要尽最大努力将教育做到极致。
培养个人道德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因为它植根于个人信仰和教育。但关于赋权和自治的研究表明在信任的氛围中团队表现得更好,他们承担更多的责任,因此整体质量也会提高。挑战在于既要遵循质量把控过程又要自由行使责任。
教育中的榜样力量
16世纪法国哲学家拉伯雷曾警告我们:“没有良心的科学只是灵魂的毁灭。”上个世纪人们痛苦地证意识了他是对的。即使我们不再提及学生的灵魂本身,但当今的道德伦理、心理健康和职业目标挑战都呼唤着良知。有意识地重塑教育以面对现代社会的全球关切是教育者的重任。有趣的是,这也正是学生对高等教育的期望。作为QS 2023年可持续发展排名的一部分,3000名学生主张他们希望在他们所学习的大学中看到的最高价值观是“支持和尊重人权”、“对道德实践的承诺”和“致力于创建碳中和公司”。此外,近一半(49%)的受访者认为,在决定就读哪所大学时,大学的社会影响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分析QS的统计数据可知学生们希望在模范大学里向榜样学习。
总之,人们可以相信在一个集体不负责任和狭隘利己主义的世界里生活会变得消极被动和丧失拉伯雷所说的自由灵魂。教育工作者在道义上有义务为下一代领袖提供植根于质量管理和伦理道德的学问。这对于实现地球和人类所追求的模范管理是必要的。课程将不断发展,内容包括多样性、包容性、可持续性、创业精神以及许多精彩内容,但是榜样的价值是教育的基石。
本文发表于第一期QS Insights杂志- https://lnkd.in/ef5yh39c
参考文献
Kedia G, Mussweiler T, Linden DE. Brain mechanisms of social comparison and their influence on the reward system. Neuroreport. 2014 Nov 12;25(16):1255-65. doi: 10.1097/WNR.0000000000000255. PMID: 25191923; PMCID: PMC4222713.
McIntosh RD, Fowler EA, Lyu T, Della Sala S. Wise up: Clarifying the role of metacognition in the Dunning-Kruger effec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2019;148(11):1882-1897. doi:10.1037/xge0000579
Groen, Aard J. & Wakkee, Ingrid & Weerd‐Nederhof, Petra. (2008). Managing Tensions in a High-Tech Start-Up: An Innovation Journey in Social System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small business journal. 26. 57-81. 10.1177/0266242607084659.
Thévenet, M. (2003), “Viewpoint: Global responsibility and individual exemplarity”, Corporate Governance, Vol. 3 No. 3, pp. 114-125. https://doi.org/10.1108/14720700310483505
Fisscher, O. and Nijhof, A. (2005), “Implications of business ethics for quality management”, The TQM Magazine, Vol. 17 No. 2, pp. 150-160. https://doi.org/10.1108/09544780510583227
Bota-Avram, C. (2013), “Is ethical behaviour of companies influenced by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Advances in Economic Research, Vol. 19 No. 3, pp. 325-326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Sustainability 2023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y-rankings/sustainability-rankings/2023?__hstc=250154073.d9aedfab84bcdfcf746285bc5542ffca.1675843136799.1675843136799.1675853102717.2&__hssc=250154073.1.1675853102717&__hsfp=2251